正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不断丰富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要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创建区域战略和空间规划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区域战略统筹区域发展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改革开放之前,协调沿海和内陆的发展关系、按照六大经济区各自建成基本完整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等是区域战略的基本内容,在调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高度集中、促进内陆地区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同贯彻邓小平同志制定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区域战略是分不开的。
解决区域经济合理布局问题是我国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主题。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接连推出、深入实施、持续优化,区域战略科学内涵不断丰富、战略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遵循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突出在全国“一盘棋”中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强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融合,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叠加效应”。《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运用区域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区域战略叠加联动是从战略体系的高度、从更高层面和全局上来谋划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将更加有利于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
实现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空间治理体系,包括区域战略体系、法律与空间规划体系、区域政策体系等核心内容,完善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有机配合的空间治理模式,健全公平与效益并重、政府调控与市场优化配置并重、问题与目标并重、约束与激励并重、局部与整体发展并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体系,其中,区域战略体系具有引领地位,是空间治理体系中的上层建筑和上位遵循。
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欠发达地区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基本趋势,为塑造区域发展新格局掌舵领航。根据自然条件和经济规律,合理引导生产力在国土空间上布局,使自然条件不同的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我国相对发达的城市化地区,要提升城市化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体系。政策应以提升创新和产业空间融合程度、引领新质生产力向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集中布局为指向。依托业已形成的科技创新能力和雄厚经济基础,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进一步汇聚全球创新要素,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布局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地。依托临近发达地区的区位优势和传统产业基础,在山东半岛、中原、粤闽浙沿海、关中平原、北部湾都市圈地区,着力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优化提升传统加工制造业,集中布局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全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区。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和“一带一路”开放前沿的战略区位优势,以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喀什、拉萨、昆明等中心城市为主,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和对外贸易相关产业,培育壮大高原生物资源和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打造我国区域经济新增长极。依托国防工业基础,在成渝、关中、辽中南、山西中部城市化地区,激发国防科技资源活力,加快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积极承接产业备份,打造军民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
对于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布局政策创新的重点,其一是推进资源利用型产业布局重心西移,其二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转换。继汽车和房地产之后,我国全民消费结构升级走向大旅游产业,大旅游的特点是多样性大尺度的自然体验、以绿色为本底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体休闲、展示自然奥秘和人文魅力的地球人居环境学习、以自驾为主要交通方式且具有较长时间段的观光周游,毫无疑问,我国目前的欠发达地区是重要的空间载体。实现“双碳”目标,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是进行新能源建设的重要基地,特别是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建设空间条件看,具备风光水核﹢传统化石能源等能源复合基地建设的组合条件优势,能够成为“双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的重点区域,为发达地区腾出更多的环境空间和发展空间。随着供给链安全性需求的增强,欠发达地区有利于战略资源的勘探开发及其依托战略资源的粗加工体系建构。现代生物产业和生态产业是最重要的未来产业,目前的欠发达地区无疑是产业的资源供给和产品使用市场的重要区域。
依靠科技创新的驱动和联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
科技创新既要破解我国产业经济现代化的新动能问题,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产业链位置前移的需要;也要助力扭转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适应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水平提高的需要。同时,既要驱动新质生产力布局和引导新型工业化进程,在发达地区着力以增量实现新质生产力的集聚发展,在欠发达地区基于相对比较优势特色产业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通过科技创新合作、援助与联动解决我国目前存在的区域之间显著的科技创新能力差距问题,适应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薄弱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对科技创新的旺盛需求。总之,面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都要依靠科技创新的驱动和联动。
一方面,围绕集聚新质生产力,激活并最大程度发挥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动性。在发达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模式。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应该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为主体,在抢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引领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同时,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则应以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为主体,补齐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链条的短板,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急迫需求。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则要充分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和企业创新的双主体作用。我国早年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地区(包括成渝、关中等)形成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必须结合国有经济的重新定位和国之重器制造业、国防工业的重塑,激活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三线地区科技创新力量活力。
另一方面,针对欠发达地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聚焦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和联动作用。近些年来,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比,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区域差距更大。这已经成为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征程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最大瓶颈。为了使欠发达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掉队、不拖后腿,既要着力围绕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方向,培养科技创新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创建区域间科技创新的合作新机制,利用行政力量,在国家创新“一盘棋”中破解欠发达地区创新驱动力问题。发挥体制优势,在欠发达地区有条件的地点前瞻性配置战略性科技资源。适应市场规律,借用经济杠杆增强欠发达地区在解决特色科技问题方面的创新能力。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重点应放在资源优势如何转变为产业优势的科研领域,立足能源和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及空间资源等,面向新材料、新能源、大健康和生物工程,以及军民融合等方向,用投入、项目、待遇等经济手段,促进欠发达与发达地区科技创新的联动发展。
在区域战略叠加中,应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全局性”和“基础性”价值
在区域战略融合叠加中,应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和“全局性”这两个突出的战略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既要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也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缩小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间的差距。”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是其战略的“基础性”价值,即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本条件、对各地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主体功能进行定位。而实现地区经济和人口均衡则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全局性”价值所在,即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中,对城镇化、生态安全屏障和农产品主产区的战略格局的统筹谋划,分类实施人口和经济的合理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21世纪初的10年间,我国一些地方不顾资源环境条件、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空间开发无序、空间结构失衡问题严重。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一方面转变了“发展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核心指标,创新主体功能区分类体系和管控机制,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因地制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全社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已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完善了“调控途径”,党的十八大把“空间结构”置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之首,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从国家尺度上确定了城市化空间的最大开发强度和农业生产空间的耕地保护底线,从地方尺度上矫正了以往“重生产、轻生态、弱生活”的空间格局失衡偏差,扭转了盲目无序过度的国土开发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主体功能区填补了我国长期缺失规划期10年以上的保护与开发布局蓝图这一空白,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构建“三大战略格局”,即:“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障、“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和“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格局,这是全局、大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要‘翻烧饼’。”“三大战略格局”已经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基本形态,主体功能区在区域战略体系中作为顶层设计和总体统筹的战略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国土空间战略格局、夯实生态屏障体系、优化城市化布局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给主体功能区战略赋予新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主体功能区战略应遵循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全面承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大战略的功能定位。要加快主体功能区战略方向转型,从侧重塑造安全格局走向支撑高质量发展。要丰富和提升主体功能区战略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安全良性互动的空间统筹。
(作者樊杰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