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重要战略任务，体现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合作谋共赢的坚定决心。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洞察“十五五”时期世界大势、回应人民期待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必将为开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劲动力。

　　“十四五”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绩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对外开放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推动贸易投资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跃上新台阶。通过推进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持续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我国在降低制度成本、优化市场环境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20年的32.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4年的43.8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速达8%。2024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提升至34.6%，较2020年提高6个百分点，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助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通过扩大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助力新兴产业发展，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约为2020年的9.5倍，光伏、风电装备产量稳居世界前列。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重，以制度型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企业创新活力。2024年，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占比约80%。同时，加强全球创新网络融合，我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牵头和参与60多项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国持续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合作。双方货物贸易额从2020年的1.4万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3.1万亿美元，2021年至2025年上半年，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400亿美元，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平稳发展的“压舱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的强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开放动能。

　　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活力的战略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十五五”时期，随着我国更深层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各国产业的关联度和相互依存度将持续深化。必须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推动内外市场畅通、资源要素共享，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三是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个别国家高筑关税壁垒、推动“脱钩断链”，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秩序。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支点，统筹布局建设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等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敞开大门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强化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包容性、建设性的中国方案，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扎实推进“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对开放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

　　一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深入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综合考虑全球经贸发展趋势、我优势领域等，主动设置国际规则议题，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我国开放从“跟跑”逐步转向“领跑”。

　　二是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结合自身发展需要主动扩大开放，在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基础上，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升创新引领发展能级。落实好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三是创新复杂形势下开放策略。面对贸易战，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贸易创新发展，通过“跨境电商﹢海外仓”“中间品﹢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运营等开放发展新模式，突破对我封锁围堵。加大力度培育东盟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加强与相关国家产供链贸易投资合作，形成利益捆绑。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进一步用好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等，增强反制能力。研究储备一批新的反制措施，强化威慑力。

　　四是统筹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精准把握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聚焦投资、贸易、金融、网络、生态、文化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措施。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材料等建立安全备份系统，增强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抗风险能力。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加强海外利益保护，全面提升对中资企业海外资产与人员安全等的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法律工具箱，筑牢对外开放安全的法治屏障。

　　（作者王炳南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